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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斯達高維契第7號交響曲在列寧格勒的首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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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rait of Shostakovich
1950年的德米特里·蕭斯達高維契

蕭斯達高維契第7號交響曲在列寧格勒的首演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1942年8月9日舉辦，當時列寧格勒城（今稱聖彼得堡）正陷於納粹德軍包圍之下。

蘇聯作曲家德米特里·蕭斯達高維契本預計由列寧格勒愛樂樂團首演其第7號交響曲，然而因圍城之故，樂團和作曲家本人都被撤出城中，1942年3月5日交響曲經莫斯科大劇院交響樂團的演出而在古比雪夫首次面世。本曲在列寧格勒的首演由列寧格勒廣播樂團當時尚存世的樂手作出，輔以軍中樂手。多數樂手飽受飢餓之苦，由是排練遇到困難：排練期間常有樂手不支倒下，其中三人去世。在正式首演之前，樂團僅僅抓住條件將全曲從頭至尾過了一遍。

樂手處境雖然不堪，首演則獲得巨大成功，激起了長達一個小時的高聲喝采。音樂會得到蘇聯北方面軍發動攻勢配合，其代號為「暴風」（俄語：Шквал），意在於演出期間令德軍噤聲。同時蘇方用揚聲器將演出廣播至德方戰線，以為心理戰。因其在心理及政治上的影響，樂評人認為此次列寧格勒首演是戰爭中最為重要的藝術演出之一。首演指揮總結道：「那一刻，我們戰勝了納粹沒有靈魂的戰爭機器。」為紀念此舉，在1964年和1992年兩次舉辦了由戰後倖存樂手主奏的重聚音樂會。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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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pses laying in the street next to a cart
圍城戰使得大量人員因凍餓而傷亡

1941年12月27日，時年35歲的德米特里·蕭斯達高維契完成了其第7號交響曲，題獻給故鄉列寧格勒。當時列寧格勒已陷於納粹德軍重圍十六周，這場包圍一共持續872天，日後城中戰前人口將為此折損三分之一[1]。

蕭氏本希望列寧格勒愛樂樂團為其交響曲作首演，但樂團當時已經因應政府主導的文化大轉移而疏散到新西伯利亞。此曲的全球首演轉而於1942年3月5日在古比雪夫舉行，由薩穆伊爾·薩莫蘇德（英語：Samuil Samosud）指揮下的莫斯科大劇院交響樂團演出[2]。在莫斯科的第一次演出則由莫斯科大劇院和全聯盟廣播交響樂團的人員混合演奏，於是月29日在聯盟宮圓柱廳舉行[3][4]。

交響曲的微縮膠片樂譜於4月空運往德黑蘭以便向西方發表[5]。6月22日，西歐社會在廣播中首次得聞此曲，所廣播的演出由亨利·活及倫敦愛樂樂團呈現。29日，此曲又在倫敦皇家阿爾伯特音樂廳的逍遙音樂會上首次以演奏會的形式與西歐聽眾見面[2]。北美的首演於1942年7月19日從紐約市廣播發出，由阿圖羅·托斯卡尼尼執棒的NBC交響樂團演奏[6]。

準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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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爾·埃利阿斯別爾格（英語：Karl Eliasberg）執棒的列寧格勒廣播樂團為該市愛樂樂團撤出後城中僅剩的交響樂團。[7]樂團的末次演出在1941年12月14日，而廣播在次年1月1日亦告結束。[8]按計劃其下一次排練的日誌記錄中記載道：「排練沒有弄了。斯拉比安死了。佩特羅夫病了。博里舍夫死了。樂團不轉了。」[9]

1942年4月2日，列寧格勒文藝部門的鮑利斯·扎戈爾斯基（Борис Загорский）與雅沙·巴布什金（俄語：Бабушкин, Яков Львович）對外公佈了交響曲演出的準備工作。[10]保衛戰中留守城內的政治人物安德烈·日丹諾夫很快結束了音樂廣播的中斷局面，以便排練，並提振城中士氣。[10]演奏此部交響曲「成為了事關市民乃至軍事上榮譽的問題」。[11]據一名樂團成員所述，「列寧格勒的官方希望給予人民一些感情激勵，這樣他們能感覺受到關懷。」[12]由於具有宣傳潛力，此舉被當作重要的政治舉措。[13]

列寧格勒廣播樂團原有成員四十人，當時尚住城中的僅餘十四人或十五人；其他成員或飢餓至死，或離城抗敵。[14][15][16]然而蕭氏的交響曲要求的樂團規模比一般更大，需百人演奏，也意味着餘下的成員遠不能滿足之。[15]埃利阿斯別爾格當時正因「營養失調」而接受治療，[17]然而其人一戶戶地搜尋因飢餓或虛弱而未回應樂團重組之事的樂手。[8]「我的上帝啊，他們中間許多人是多麼瘦呀，」一名組織者如此回憶，「我們開始從昏暗的公寓房裏找出他們的時候，那些人是怎樣地振作了起來。當他們帶來自己的演奏會服裝、自己的小提琴、大提琴和長笛，當排練在錄音室冰冷的天篷底下開始，我們感動得熱淚盈眶。」[18]交響曲指揮譜共252頁，一架運輸補給的飛機裝載之，將其從古比雪夫送進列寧格勒。[19][20]

1942年3月的首次排練本預期持續三小時，但十五分鐘後即不得不停止，以在場三十名樂手過於虛弱而無法演奏樂器之故。[10][17]樂手在排練過程中時常不支倒下，演奏銅管樂器的樂手於此尤甚。[14]埃利阿斯別爾格本人也不得已而乘雪橇參加排練，後來共產黨官員將其轉移到臨近的公寓中並發給自行車以資交通。其人在指揮工作中感到的第一印象大抵如同一隻「受傷的鳥兒，它的翅膀任何時候都可能垂落」。[15][21]巴布什金的報道中提到「第一小提琴瀕臨死亡，鼓手在去工作的路上死去，圓號手到了死的門口……」[22]樂團的樂手得到民間音樂愛好者捐贈的額外給養以同飢餓相抗，取暖則用熱磚輻射熱力；儘管如此，仍有三名演奏者於排練期間去世。[10][21][23][24]海報貼遍全城，請求所有樂手到廣播委員會報到加入樂團。在列寧格勒前線的蘇軍指揮官列昂尼德·戈沃羅夫支持之下，在前線或者蘇軍軍樂隊的樂手也退下而參加樂團。[10]

臨時組建的樂團所排練者除蕭氏的第7號交響曲外，還有貝多芬、柴可夫斯基及林姆斯基-高沙可夫的傳統交響曲作品。4月5日，城中上演了柴可夫斯基作品選段的音樂會。[17][25][26]一些樂手抗議演出蕭斯達高維契所作交響曲的決定，不願在「錯綜複雜而不甚平易」的作品上耗費所剩無幾的精力。埃利阿斯別爾格以取消額外補給相威脅，壓制了所有異議。[26]排練期間埃氏因其嚴苛的行為而受到爭議：凡錯過排練、遲到或者演出不達預期效果的樂手其補給都遭取消，一名樂手因參加妻子葬禮而遲到，如此亦不得通融。[10]雖若干資料顯示有抄寫員隊伍受僱，依據其他資料說法則樂手按照要求不得不從譜上手抄其各自的部分。[10][11]

排練在普希金劇院進行，一周六日，每日通常自上午十時排至下午一時。參演人員常為空襲警報所打斷，還有樂手須受命承擔防空及消防任務。為使人員能到場排練，演出者手中授有樂團身份卡，以便於檢查站出示。軍隊交響樂團成員（亦有部分普通士兵）奉命調往排練以補充人手。6月時排演移師愛樂樂團音樂大廳，7月下旬排演時長增至每日五六小時。[10][23][27]樂器狀態堪憂，又幾無修理師可用；一名雙簧管手修理樂器時遇到修理師找一隻貓的要求以為修理條件，其人飽嘗飢苦，已經食用了數隻貓。[12][28]

交響樂團於首演之前僅僅將整首交響曲完整演出了一遍，時為8月6日的帶妝綵排。[10]

首演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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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ge with music stands and some musicians
現代之愛樂樂團音樂大廳舞台，本文所述音樂會在此演出

1942年8月9日，首演音樂會於愛樂樂團音樂大廳舉辦。當天本為德國總理阿道夫·希特拉預先指定為慶祝攻陷城市大辦宴席之日，預計設宴之地在列寧格勒阿斯托里亞酒店。[9]演出開始之前，廣播於下午六時向外播出埃利阿斯別爾格預先錄製的致辭：[10][29]

同志們——我們城市的文化史上一件偉大的事就要發生了。幾分鐘之後，你將會第一次聽到我們傑出的同胞德米特里·蕭斯達高維契的第七交響曲。當敵人正喪心病狂地想方設法要進入列寧格勒的時候，他在城裏譜下了這部偉大的作品。那時法西斯豬玀正在用飛機大炮轟炸整個歐洲，歐洲也相信列寧格勒的日子到頭了。但是這場演出是我們精神、勇氣和戰鬥準備的證明。聽啊，同志們！

中將戈沃羅夫發令開展特別行動，代號名為「暴風」，於音樂會開始前向德軍火炮所在之處開火炮擊，[18]三千枚大口徑炮彈向敵軍傾瀉而下。[30]為準備此次進攻，蘇方情報人員在數周前即已探清德軍炮台及觀察哨的位置。[13]行動的目標在於防止德軍將音樂廳作為目標，並確保足夠安靜，能通過中將命令安裝的揚聲器聽到音樂。中將也鼓勵蘇軍士兵通過廣播收聽音樂會。[31]音樂學家安德烈·克魯科夫日後讚揚戈沃羅夫的行為為音樂會提供了「激勵」，並補充道中將允許士兵參與音樂會的選擇是「相當傑出的決定」。[32]後來戈沃羅夫向埃利阿斯別爾格提到「我們也在交響曲裏面演奏了我們的樂器，你知道的」，意指此次炮火。[10]而軍方對此事的幫助直到戰後良久才廣為人知。[12]

音樂會觀者眾多，其中包括蘇共領導、軍方人員以及平民，未能進入大廳的列寧格勒市民則群聚敞開的窗戶及擴音器周圍。舞台上的樂手「穿得像捲心菜」，包裹多層服裝以防飢餓誘發的顫抖。[10][23]音樂會開場前不久，舞台上方的電燈自從排練開始以來第一次亮起。[10]大廳安靜下來，埃利阿斯別爾格開始指揮。表演的藝術質量實則不堪，但是觀眾中揚起的感情以及交響曲的尾聲使得首演名留青史。當一些樂手精疲力竭而「發顫」時，觀眾起立，「以一種非凡的、自發的姿態……驅使着他們堅持下去」。[23][29]

首演獲得了長達一個小時的高聲喝采，[33]埃利阿斯別爾格收到了一名小女孩送上的花束，由在列寧格勒培植的花朵製作。[10][21]人們視音樂會為「苦難中的列寧格勒的音樂傳記」，觀眾中許多人為其帶來的情感衝擊而流淚。[34]樂手受邀與蘇共官員共赴宴會，慶祝此舉。[10]

擴音器使音樂會響徹全城，也響入德軍之中，作為心理戰行動、「針對德國人士氣的戰術打擊」。[11][35]一名德軍士兵回憶道其所在中隊是如何「聆聽英雄們的交響曲」的。[36]多年後有演出時正紮營列寧格勒城外的德國人與埃利阿斯別爾格見面，德人告知埃氏，表示演出令他們相信自己不可能攻佔此城：「我們在轟炸的是誰啊？我們永遠也不可能拿得下列寧格勒，因為這裏的人民是大公無私的。」[12][33]

反響與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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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斯達高維契研究學者勞瑞爾·費伊（Laurel Fay）以此次音樂會為「一次傳奇之事，這種傳奇性質全由其自身帶來」。[5]記者米高·圖梅爾蒂（Michael Tumelty）則稱其為「蘇聯政治與軍事史上傳奇的時刻」。[15]批評家U·S·達加（U.S. Dhuga）認為此次演出「受到普遍的——當然也是官方的——認知，認為這是對德國實際上勝利的前奏曲」。[37]列寧格勒之圍於1943年初得以撕開缺口，於1944年解除。埃利阿斯別爾格的看法與達加相合，表示「整座城市找到了它的人性……那一刻，我們戰勝了納粹沒有靈魂的戰爭機器。」[38]音樂會的重要之處並未獲得官方的承認：有樂手後日記錄道「沒有反饋，直到1945年之前什麼都沒有」。[10]

蕭斯達高維契的第7號交響曲於戰爭期間在西方有所風行，但自1945年後其在蘇聯以外即甚少上演。1980年代以來所羅門·伏爾科夫所作書籍《見證》中透露此曲所批判者非為納粹而是蘇聯政府，其後此曲成為爭議對象。[34]伏爾科夫自稱其記錄基於同蕭氏所作的採訪，圍繞其真實性至今爭論不斷。[39]對此交響曲的其他論述點還包括此曲是由對列寧格勒的進攻啟發其想法（蘇聯當局及官方記錄即如此宣傳）抑或是早有規劃，為宣傳目的而作了更動；以及此曲相較於蕭氏的其他作品藝術價值幾何等等。[39][40]

首演使得埃利阿斯別爾格成為「城市的英雄」。音樂會後不久其即迎娶了當時負責鋼琴演出的妮娜·布龍尼科娃（Нина Бронникова）。然而圍城得解，愛樂樂團回到列寧格勒，埃氏隨即失寵。愛樂樂團指揮葉夫根尼·穆拉文斯基妒忌埃氏所受廣泛的讚譽，於1950年將其解僱。1978年埃利阿斯別爾格去世，死時是「貧窮的、相當程度上被遺忘的」四處漫遊的指揮。不過於首演五十周年時埃氏的骨灰遷葬至聲譽卓著的伏爾科沃墓園（也有說法指為亞歷山大·涅夫斯基墓園），是為樂團檔案員加琳娜·列特羅夫斯卡婭、指揮尤里·捷米爾卡諾夫及聖彼得堡市長阿納托利·索布恰克發起活動的成果。[10][41]新西蘭作家薩拉·奎格利（英語：Sarah Quigley）將埃利阿斯別爾格戰時之生涯經歷寫成小說，載於其歷史小說《指揮家》中。[14]

1964年與1992年尚存於世的樂手參演重聚音樂會，「在同一座大廳的同一個座席上」演奏。[9]蕭斯達高維契於1964年1月27日出席第一次重聚音樂會，[10]當時有二十二名樂手同埃利阿斯別爾格演奏交響曲，而其他座席上擺放樂器以代表自首演之後去世的參演人。[41]1992年的重聚音樂會中則尚餘十四名尚在世的樂手參演。[9]1997年電影《戰爭交響曲：蕭斯達高維契對抗史太林（英語：The War Symphonies: Shostakovich Against Stalin）》中對1942年的音樂會也作有紀念。[42]聖彼得堡第235中學內建有一小博物館以銘此事，其中有蕭斯達高維契的雕像及演出留存的一些文物。[43]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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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內引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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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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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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