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沙墜簡
流沙墜簡 | |
---|---|
作者 | 羅振玉和王國維 |
類型 | 簡帛學學術著作 |
語言 | 中文 |
發行資訊 | |
出版機構 | 日本京都東山學社 |
出版時間 | 1914年 |
出版地點 | 日本東京 |
流沙墜簡是由羅振玉和王國維合撰的中國近代著作,其內容收錄英籍探險家斯坦因第二次中亞考察時在新疆、甘肅等地獲得的漢文文書。
背景
[編輯]1906年至1907年,英籍探險家馬爾克·奧萊爾·斯坦因在第二次中亞考察時探訪了新疆和闐、尼雅遺址、樓蘭古城和甘肅敦煌漢代長城障烽燧等地,發掘了大量漢文、粟特文、婆羅米文等文字的木質簡牘並由法國漢學大師沙畹整理其中漢文文書後出版了《斯坦因在東土耳其斯坦所獲漢文文獻》。1911年,正在日本的金石學家羅振玉得知沙畹正在編寫此書時向沙畹索取相關資料,第二年,沙畹向羅振玉提供了相關副本,羅氏邀請當時同樣也在日本的國學大師王國維一起對這批文書副本做出了釋文及考證[1],僅僅數月後的1914年的日本東京,《流沙墜簡》被羅振玉和王國維以「上虞羅氏宸翰樓」名義交由日本京都東山學社出版發行[2]。1916年,附加「補正」。1934年,將內容增刪後在上海出增訂本即「永慕園叢書」增訂本。1993年,中華書局在1934年版的基礎上影印了《流沙墜簡》[3]。
內容及評價
[編輯]《流沙墜簡》收錄了斯坦因出土的漢代文牘589枚,其中包括沙畹提供的585件,以及 4 件日本大谷探險隊橘瑞超所獲李柏文書。《流沙墜簡》分三冊七卷其中圖版一卷,考釋三卷,補遺圖 版一卷,考釋一卷,附錄一卷。第一冊為羅振玉和王國維所做的序,以及圖版一卷。第二冊則是《小學、術數、方技書考釋》及《屯戍叢殘考釋》,第三冊則為《簡牘遺文考釋》、王國維的《跋》、《流沙墜簡補遺考釋》及附錄的李柏文書考釋還有烽燧圖表[4]。《流沙墜簡》改變了沙畹按出土地編排的方式將文書分為三大類,第一類的是包括《蒼頡》《急就》《力牧》《歷譜》《算術》《陰陽》《占術》《相馬經》《獸醫方》等典籍的小學、術數、方技書,第二類則是屯戍叢殘包括六項內容:薄書、烽燧、戍役、廩給、器物以及雜事。第三類則是簡牘遺文,包括各種書信[3]。
魯迅曾在雜文集《熱風》的《不懂的音譯》一文中評論道:
中國有一部《流沙墜簡》,印了將有十年了。要談國學,那才可以算一種研究國學的書。開首有一篇長序,是王國維先生做的,要談國學,他才可以算一個研究國學的人物。
學術價值
[編輯]歷史學
[編輯]《流沙墜簡》對遺址性質、漢長城走向、文書制度、交通、屯戍組織、職官制度[5]、漢代公文[6]、樓蘭及海頭古城位置、編年曆法[7]等與出土文牘相關的歷史學均有涉及[8]。《流沙墜簡》確定了太初二年後的漢玉門關址。在《流沙墜簡》出版之前,關於漢代玉門關的地點基本由四種意見,分別是《舊唐書·地理志》、《元和郡縣圖志》、《太平寰宇記》認為在唐朝壽昌縣西北110多里之處,《沙州都督府圖經》、《壽昌縣地境》認為在壽昌縣北160里,《辛夕侍行記》則認為玉門關地處敦煌西北的大方盤城,而清代道光《敦煌縣誌》、清宣統《甘肅新通志》認為應該是敦煌西北的小方盤城。《流沙墜簡》中根據出土文牘和《史記·大宛列傳》確定了太初二年以後玉門關遷至小方盤城並得到學術界廣泛認同[9]。另外,《流沙墜簡》中對烽燧制度也有涉及。在此之前,雖然史料中多有記載烽火,但烽火的種類因為史書的記載過於簡單而不為人所知。直到《流沙墜簡》出版後。則知道了烽火分為蓬和表,在夜間,點燃後舉起的是蓬,在白日,不點燃舉起的是表。後來在居延漢簡出土後,勞榦在《流沙墜簡》和居延漢簡的基礎上將烽火分為了烽表、烽煙、苣火、積薪,而後的學者一步步的完善了漢代烽火制度的研究[10]。
除此之外,《流沙墜簡》促成了之後王國維提出將出土文字資料與文獻史料相互補充推進的二重證據法[11],有學者認為王國維對漢晉木簡的研究是「二重證據法」的開始,而《流沙墜簡》則是「二重證據法」的具體應用[12]。是中國「簡帛學」研究開山之作[4]。
文字學及藝術
[編輯]在文字學方面《流沙墜簡》也是有諸多貢獻,因為《流沙墜簡》記載的這批文書,是古人手寫真跡,未經過後人篡改,通過《流沙墜簡》裏的文牘字體的研究,發現楷書也存在於漢代簡牘之中,只不過簡牘的楷書是由隸書演變而來,因為其繼承了隸書的結構和草書的長處,是謂「新隸體」[13]。另外,通過分析,諸如橫排簡牘、生僻字、俗體字或簡體字以及訛錯字形可以了解當是古人的文字使用習慣[14]。《流沙墜簡》的字體對當時書畫家的影響也是深遠的,《流沙墜簡》第一因為這既是字跡遠古而被碑學家追捧又因為是信手揮灑而得到了支持帖學家的喜愛,打破了當時碑學與帖學的對立。《流沙墜簡》同樣引發了當時草書及章草的復興[15]。當時的許多書法家都對該書所收錄的文牘進行研究並形成了自己的風格,比如沈曾植在研究《流沙墜簡》並刻苦臨習後,將《流沙墜簡》章草的筆意與《爨寶子碑》的筆法相互融合形成自己的風格[16],張大千則在《流沙墜簡》的簡牘中吸取了率意灑脫、自然流暢的書法風格[17]。
參考資料
[編輯]- ^ 羅振玉; 王國維. 流沙坠简(中华书局版). 中華書局. 1993. ISBN 7-101-01148-9.
- ^ 流沙坠简. 大眾日報 (A7版). 2010-02-10 [2019-07-0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07-06).
- ^ 3.0 3.1 張冬冬. 20世纪以来出土简牍(含帛书)年代学暨简牍书署制度研究. 吉林大學. 2012.
- ^ 4.0 4.1 何立民. 简帛学研究的开山之作——读《流沙坠简》并论王国维先生简帛文书研究的贡献. 南方文物. 2010, 03 (29-39,43).
- ^ 黎明釗. 士吏的職責與工作:額濟納漢簡讀記. 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 2008, (48): 15–33.
- ^ 代國璽. 汉代公文形态新探. 中國史研究. 2015, (02): 23–49.
- ^ 胡永鵬. 西北邊塞漢簡編年及相關問題研究. 吉林大學. 2016.
- ^ 謝桂華; 沈頌金; 鄔文玲. 二十世纪简帛的发现与研究. 歷史研究. 2003, (06): 144–169,192.
- ^ 吳礽驤. 玉门关与玉门关候. 文物. 1981, (10): 9–12,32. doi:10.13619/j.cnki.cn11-1532/k.1981.10.001.
- ^ 張峰. 居延汉简与劳榦的汉代西北边疆史研究. 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6, 46 (06): 27–33. doi:10.16152/j.cnki.xdxbsk.2016-06-004.
- ^ 沈頌金. 王国维的汉晋木简研究——兼谈与“二重证据法”形成之关系. 南都學壇. 2002, (06): 19–25.
- ^ 代雲紅. 中国文学人类学基本问题研究. 雲南大學出版社. 2012. ISBN 9787548210290.
- ^ 張志遠. 真书名实考——从汉代官文书制度说起. 中國書法. 2017, (06): 150–153. doi:10.3969/j.issn.1003-1782.2017.06.030.
- ^ 劉玉環. 浅析《流沙坠简》的文字学价值. 西南學刊. 2013, (02): 283–290.
- ^ 王昌宇. 《流沙坠简》与民国时期草书的复兴. 書法. 2013, (07): 46–51.
- ^ 唐全明. 论《流沙坠简》与《爨宝子碑》对沈曾植书法的影响. 美與時代(下). 2015, (06): 84–86.
- ^ 張進勇. 張大千與流沙墜簡. 台灣藝術大學書畫藝術學刊. 2006, (01).